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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的前一天，我和刘丽像往常一样在上班，灰白的天空突然落下雨来，不一会儿窗前的街道上湿漉漉的了。我把办公室的窗子关上，听着窗外沙沙的雨点声，心头瞬息之间掠过一丝快慰，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来，特别美妙。
那天是赶场天，乡下来赶场的人淋了雨，在热闹拥挤的小街上嚷来嚷去，没过多久街上人家的门前屋角全站满了人。我想，这雨下不了多久吧！果然没过多久雨小了，像流鼻涕一样疏疏落落地下，落在水洼里也溅不起水珠子，震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赶场的人们见雨点并不凶猛，顾不上有没有雨伞，一齐涌到街上，继续打理他们吃穿用度柴盐油米的事情。
乡下人赶场，一般来说就是行些买卖的同时，有需要的话顺便在乡政府办些自家钱粮或者户口的事，所以赶场天乡政府院子里挤得透不过气来。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办公室里不断有人进来询问退耕还林款和低保款是否打上了帐户的问题，弄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庄稼人一进来就缩着头，惊惶地四处打望，好像进了威严的地方一般，眼巴巴地等待我们回答。他们带着很大的希望进来，可是事情说得不明不白的，给他们解释他们也听得半懂不懂，最终只得怏怏地离开。可恶的是刚打发走一个又进来一个，询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使人哭笑不得。雨下得大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避雨，没有人进我们办公室来，我和刘丽靠着椅子伸了一个懒腰，欣赏着窗外的雨景，彼此觉得舒坦极了。可是雨小了后一切又恢复正常，庄稼人手里拿着存折往我们办公室里挤，我们又陷入繁忙之中。来询问的庄稼人多是老年人，我们不好发火，同样只得劝他们离开。
进来一个年轻人，我生气了，下着脸问他：“你不识字吗？你的存折上有钱没有你都不知道？”他说：“我是问今年的上卡了没有。”我说：“你当我们这里是银行，想着卡上有钱就有钱了？”我把气全撒在他身上，他闷着气出去了。我把门关上，坐在椅子上正不知道气往哪儿出，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小老头伸着头把身子探进来。我看了他一眼，他笑了笑，又不进来，站在门边等我发话。我问：“有什么事？”他正要回答，跟在他身后的老太婆用手指捅了他一下，他说不出来了，眨巴着眼睛望着我。刘丽在电脑前回过头来说：“有事进来说，不要站在门口。”他俩得到允许，搀扶着进来了。他们穿得并不好，裤脚用绳子扎着，显得又矮又小。老头子肩上披一张塑料油纸，老太婆却把一个长塑料袋子折成尖角帽，从头上顶下来一直拉到背后的衣服尾巴上。我问到底是什么事，老头子忸怩起来，弄得身上的塑料油纸哗啦啦地响，附在上面的雨水滴落在了地板上。我很想笑，却冷笑一声应付了这个尴尬的场面。老太婆忙说：“是那救济粮的事。”刘丽接过老头子手中的存折看了，给他们说：“打上卡的前几天你们才取过，怎么又来问了呢？”老头子不好意思地说：“听他们说又上卡了。”我说：“上个季度的你们刚取来用了，马上要问下个季度的，怎么可能呢？你看，我们不是正在给你们上下个季度的吗？如果你们天天来打扰，影响我们工作，你们卡上的钱从哪儿来？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老两口听了后，才悻悻地一个搀着一个走了。刘丽说：“搞笑得很，你看他们的样子很笑人呢！”我想到小老头子那双眯笑的眼睛，笑了起来。
这对夫妇走了以后，好一会儿都没有人进来，我和刘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当我们忙着清理表册的时候，门上的扣环响了几声，有人想要进来。我没有抬头，随便应了一声 “请进”，来人推开门进来了。
我和刘丽仍然没有抬头，等着来人问话，来人却不说话，站住了。这是谁呢？走路悄无声息，怕惊动人似的，不是来问事情的庄稼人吧。我想着，抬头一看，见一个老妈妈站在地板中间，无意地打量着我。她穿灰色呢子衣服，双手垂着，眼睛珠子上灵动的光褪尽了，满面愁容。我看到她凄楚楚的眼神，心里震动了。多可悲的老妈妈，生活磨尽了她的光辉，把她变成了这个样子，一眼看来在她身上除了哀伤外找不到别的了。我一下子想到我母亲和我们村里像她一样的老妈妈，心一酸，泪水从肚子里往上涌，差点流出来。我克制住情感，站起来拉过一张凳子给她坐，她动了动，没有坐下也没有向前走，打了一声招呼：“秋主任！”我说：“你先坐下，有事慢慢说。”她欠身坐下，双手放在膝上，表示歉意地说：“你们这样招呼，我受不住啊。”刘丽也被老妈妈的神情打动了，她劝解说：“不用客气，大妈，有什么苦处你就说吧，我们想办法帮你解决。”
按我的经验，老妈妈家里不是出了天灾人祸就是生活极度困难，急需救助。我不想马上进入正题，先给她倒一杯水，免得刺痛她的心。她把水杯端在手里，不打算喝，嘴角动了动，很无奈的样子。我看出她心里的痛苦，一时找不到话说，木然地看着刘丽。刘丽也没有什么说的，停下了手中的事情，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老妈妈还没有喝水，她手中杯子里的温水散着白气，白气像青烟一样袅袅上升，几秒钟的时间里办公室中的空气凝固了。
我问：“大妈，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刘素清。”我说：“家是哪儿的？”她说：“阿嘎村黄泥田组。”刘丽问：“家里有几口人？”她说：“现在只有两个。” 一提到家人，老妈妈有了精神，一口气讲完了家里的情况。她的丈夫早就死了，她一手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现在儿子出门打工两年没有回家了，女儿出嫁后离了婚没有去处，和她住在一起。前几天女儿上山干活，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打得不轻，躺在床上起不来，她来赶场是请邻居照看好女儿才得来的，赶好场还要急着回去呢！我和刘丽听了唏嘘不已，不由得和她话起家常来。
我说：“你这样苦，不要苛刻自己，要想办法把日子过好。”
她说：“有什么办法呢？好日子不是天天都有，老天爷给的是什么日子早就定了。”
我说：“老天爷定得了日子，但是定不了人，我们人是活的，怎么过日子还不是各人家的事，你说对不对？”
老妈妈没有答话，对我说的不置可否，那神情似乎在说，这个道理谁不知道，说来容易做来难，日子不是说过好就能过好的。想到这里，我的面颊发烧起来，我愧疚地底下了头。想想我的母亲，她仍然在地里种着一亩多地，风里老雨里去，何曾不像眼前的老妈妈一样艰苦，我做儿子的又能让她的日子过得有多好呢？我的心很痛，一提到正在说的话题就伤心，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很想告诉老妈妈，我也有和她一样的母亲，可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在眼睛里打转的泪水把它堵住了。有一次我和妻子抱着三岁的孩子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头母牛在吃草，我给孩子说：“你是吃牛奶张大的，为什么不叫母牛是妈妈？”孩子搂住妻子的脖子，乖乖地说：“我有妈妈的。”当时妻子的眼圈红了。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我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很窝囊，小孩子都懂得母爱的至高无上性，我一个大男人却如此淡漠，惭愧啊。一个声音在责问我，为什么不让天下的母亲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我看了窗外一眼，回过头来的时候目光落在老妈妈的头发上。她的头发被雨淋湿了，用一跟红头绳紧紧扎在脑后，看得出来赶场的时候认真梳理过的。红头绳已经陈旧，颜色渐渐变黑，扎在她头上更加显现出她的寒酸。我打了一个寒战，心缩的更紧了。
老妈妈终于说了她来的目的，她也想看看自家存折上有钱了没有。刘丽问她带存折来没有，她解开呢子衣服，从里层衣服口袋里掏出存折来交给刘丽。和对待先前来的那些人不同，我们看了她的存折，耐心地给她解释钱还没有打上去，叫她不要着急。她听我们说了，站起身来要走，我把她送到门边。她仍然是先前那个表情，一脸凄然，好似有说不完的苦楚。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把门关了，回到位置上坐着发呆。
刘丽说：“她很艰难，你看她真的无路了。”
我说：“是啊，谁叫她的命这样苦呢？”
我和刘丽只说了两句话就沉默了，谁也不主动说话，各自想着心事，我们都在为老妈妈的生活景况叹息。我继续做手头上的工作，可是一想到刚走的老妈妈，她的影子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做起工作来力不从心，一点不是滋味。
下班后我和刘丽走在一起。雨停了，街道被踩踏得泥乎乎的，一脚下去鞋帮上满是泥巴，让也让不开。人还很拥挤，到处是商贩们的叫卖声，偶尔听到雨棚上积满的雨水哗啦一声倒在地上，溅了傍边的人一身泥。我和刘丽走着，在一个小摊前看见了刚才那个老妈妈。她在摊位上挑选发夹，选了半天拿了一个绿的往头发上试了试，最后放下了。她没有买，一转身裹进了人群里，转眼不见了。
回到家，我心里惦记着那个老妈妈，想到她不住地感叹，不能释怀。第二天，我和刘丽去阿嘎村了解农户年收入情况，顺便去看了她。
我和刘丽到阿嘎村的时候中午了，太阳明晃晃的，照得小路上坑洼处未干涸的雨水闪闪发光。天气这样好，我们慢慢走，一路上欣赏着山里的美景，心情愉快得回到童年似的。我把外衣脱了，搭在肩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陶醉在野外的春光之中。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人们顾不上休息，在刚犁翻过的地里忙着种包谷，抬眼一望四山八里全是人，看起来很热闹。我们问了路，顺着别人指的方向，穿过几棵杨树林，从一家贴白瓷砖的小楼门口过去，就到老妈妈家的院子里了。老妈妈家的房子夹在几间新房子中间，就像一个干面包放在一桌鱼肉上一样，样子很寒碜。房子老式的柱子和椽梁支撑不住它的重量了，房身已经开始朝后倾，估计再过几年就会像一匹劳累过度的老马，一头栽在地上。我和刘丽站在院中，抬头到处看了看，焕然一新的春的气息和这种暗淡的格调很不协调。一只鸽子拍打着翅膀落在长满虱子屎的瓦片上，偏着头看了看东边，然后迈起从容的步子走起来。它跳过两块瓦片接头处因为脱节而形成的巴掌大的漏洞，走到另一头，咯咯地叫，好像把能落在这间房子上作为一种快乐。
刘丽对我说：“你叫一声，看在家没有。”
“ 刘素清，刘素清。”我叫了两声。邻居家的小孩听到喊声，从屋后跑出来，吓得鸡拍打着翅膀叫着跑开去。一时热闹起来，小狗汪汪地叫，盯着我们直咬。我看了看站着的小孩，还真的不知道要问小孩呢还是要再叫几声。刘丽却不在乎这些，没有人应她有点着急，亲自叫：“刘素清，刘素清。”这个时候，听到屋子里有个女人在哼。她的声音不像是答应，想来是哼哼让我们知道屋子里有人。我的心紧张了，莫非老妈妈她……刘丽又问：“是不是刘素清家？”里面的人才回答：“是，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得到允许，开门进家去。
我带着刘丽一脚踏进黑黢黢的家里，在原地站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屋里靠窗子的地方搭了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女子，女子的枕头边放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柑子，柑子红红的像个小灯笼。这个女子就是老妈妈的女儿了，她的头发上还有血迹，看来摔得不轻。她见我们进来，想翻身坐起来，刘丽赶忙扶住她，叫她不要起来了。她挣扎了一下，起不来，嘴里连说对不起的话。我说：“好好的养你的病，你起不来我们不怨你。”她斜着眼睛看我一眼，问：“你们有事吗？”我说：“我们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顺便来看你和老妈妈。”她有些疑惑，不安地问：“你们怎么会想到来看我们呢？”我说：“老妈妈去过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已经知道你家的情况了。”她一听这话，连忙招呼我们坐下，告诉说老妈妈种包谷去了，还没有回来。知道老妈妈还在地里，刘丽拉来一条板凳，我们就坐下来等。
屋子里是泥巴地，坑坑洼洼的，板凳放在上面这只脚不歪那一只脚就歪，我们拉着板凳换了几个地方才坐稳。女子解释说这个家不成样子，有客人来羞于招呼，希望不要见怪。刘丽告诉她：“谁没有吃过包谷饭，谁没有穿过水草鞋，生在我们这个地方，大家都是从苦日子中过来的，不能说这个话。”她高兴了，话也多了。刘丽安慰着她，于是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我望着黑不溜秋的炕笆，心中不是滋味。母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这样清苦，真的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熬的。要是儿子回家来就好了，他回来后把房子翻修好，再去找点钱，一家人的日子就会过得好一点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是成器的人还好说，如果是个败家子，不回来更好。这样想着，听到院子里有人走动，我还认为是老妈妈回来了，急忙开门出去。等出去一看，是过路人。小狗汪汪地叫，追上过路的人，一个劲地吼。过路人抓起一根棍子吓唬它，它毫不示弱，跳起来要咬别人的腿。刘丽也出来了。她小跑两步到了院中，见不是老妈妈，抬着一双眼睛半责怪半好笑地望着我。我说：“不能怨我。”她说：“谁怨你了？她也该回来了。”
我们没有进屋子里去，在院子里站了站。刘丽悄悄对我说：“这房子真糟糕，如果是得力的人家户早就修得像傍边的这些一样漂亮了。”我说：“这是老房子，时间长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傍边人家的房子翻修过了，人家出门打工找到钱呗！”刘丽说：“这道也是，现在一般要修房子是要花好几万的，不知道她那个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打了一个哈欠：“谁知道，如果找到钱还不早就回家来了？”刘丽撇着嘴，咂咂地哼了几声。
没过多久老妈妈从地里回来了。她的眼神仍然是茫然的，流露出善良和无奈的情感，一副任命运宰割的样子。她看见我们，眼睛里一下子放射出鲜活的光，就像家里来了亲戚一样。她还没有走到院子里就先招呼我们，我们看见她高兴，也高兴地回答她的话。她对我们的到来很感激，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老妈妈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土，在水龙头下洗净手，请我们到屋子里去，拉出板凳给我们坐。她赶紧把桌子擦了擦，拿开地上的空盆，收起脚边几双鞋，屋子里顿时有条理多了。我看见老妈妈这样收拾家里，心里舒服了很多，反而有些拘谨了。老妈妈主动给我们说话，她说：“自从雅珍受了伤，家里家外都得过我的这双脚手，家里到处乱糟糟的，不像样子。”我们连连说讲究不了那么多，不要把我们当作客，把我们看作自家人。老妈妈不再说什么，转拿来做好的毛香粑给我们吃。毛香粑是玉米面做的，虽然赶不上糯米面做的好吃，但是可以给我们解谗了。“三月三，毛香粑”，平时我们工作忙，没有时间做毛香粑，现在得吃了，觉得非常可口，吃了一个又一个。老妈妈把做起的毛香粑都拿来给我们吃，还说了今年播种的情况。她边说边做家务，不一会儿饭就做好了。
吃什么菜呢？我见老妈妈揭开锅看了看里面的酸菜，又把盖子盖上了。她不好意思拿酸菜给我们吃，拿来几个鸡蛋准备煎炒。这些鸡蛋是平时盐巴钱的来源，拿给我们吃了老妈妈拿什么去街上卖？我和刘丽堵住她，但是她坚持要做给我们吃，和我们僵持了。她忙着要拿鸡蛋来下锅，刘丽却把她拉住，急得她不只如何是好。她哭丧着脸说：“你们又不是天天到我家来，这是百年不逢的，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心怎么好受？”我想，她确实很不容易的，不让她煎鸡蛋，她心里更难受，还不如允许要好些，于是叫刘丽放开她。
吃饭的时候，我问到现在的一些情况，老妈妈说：“儿子出门找不到钱，女儿又离婚了，日子真难。”她低着头，陷入沉思，不说话了。我们安慰了她几句，她还是没有说，末了颤抖地吐出几个字：“那家畜生把我雅珍离了出来……”她哭了，眼泪啪嗒啪嗒滚落下来。我叹了一口气，端着半碗饭吃不下去，心中好比秋风吹过一般，从头顶凉到脚底。
吃过饭，老妈妈无论如何要打点椿菜给我们带走，我拉刘丽到院子里，和她商量好向老妈妈和她的女儿多少表示点心意，刘丽点了点头。我们趁雅珍躺在床上没有看见，一个掏出两百块钱放在板凳上。刘丽若有所思，从头上摘下发夹，把它压住了板凳上的钱。她退下手腕上的胶圈，把头发扎稳，和我开门出去了。
那天，碧空万里无云，山坡上鲜艳的杜鹃花在阳光下看起来火焰一般美丽。回家的时候，老妈妈送我们穿过扬树林，不断地说希望我们以后路过的时候到她家来，我们诺诺答应。她站着目送我们离开，像是送亲人离开家门一样的。我反脸看了一眼她家的房子，突然对她们母女俩肃然起敬。
我想起了今年的贫困救助款，把想法告诉刘丽，刘丽的脑袋点得像一颗风中的蒜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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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7 04: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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