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领军导演贾樟柯：我的标志就是绝对优质

小柯柯

贾樟柯



“故乡三部曲”代表着贾樟柯的最高成就，尽管我们的导演习惯性称自己的最新的或者下一部作品是最好的，可大



《三峡好人》


对话人 南都娱乐周刊驻北京记者 宋寻

　　贾樟柯

　　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主要导演作品有《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东》、《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其中《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他，早已名声在外，很早以前拍戏就不缺钱，他，被中国媒体奉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习惯性被人们称之为“艺术家”，他的影视作品依然被大众归之为“没有票房的文艺片”。二十年来，贾樟柯从地下到地上，在商业与艺术理想的夹缝中，在政治疼痛与人性缺失中，以充满个人特色的镜头语言，完成了对一代人精神生活的剖析和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现实叙述。

　　地下电影

　　“有理想的导演很多，但未必有能力”

　　年轻的贾樟柯用影像见证了汾阳的喜怒哀乐。有评论者称，贾樟柯对于中国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他“发现”了县城，并在由《小武》、  《站台》、 《任逍遥》组成的“故乡三部曲”中形成了有鲜明风格的“县城美学”。然而这些特定而短暂的历史契机所造就的一个文化奇迹，只能在国外电影节上艰难而顽固地搏杀着……

　　南都娱乐：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下电影为什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贾樟柯：因为过去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只允许16个国营的电影制片厂来拍摄，那么这16个国营电影制片厂只有他们才能合法地生产电影，当然他们电影大部分投资是国家投资的，传达的都是政府声音，主流社会的声音。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有更多自由理想、民主理想，希望能够直接把真实的中国情况拍出来。这样的话就在这些所谓体制之外，年轻人开始拍电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反叛的、独立的这样一个运动。那时候产生了大量的影片，这些影片得到的结果一方面是同步地把中国社会的情况真实地表述出来；一方面它是禁止公映的，政府部门对这些影片有控制。今天略微宽松的环境，跟这十几年里面地下电影不懈地推动有密切的关联。

　　南都娱乐：这种电影受众很小，你知道当时的地下电影都是什么人在看吗？

　　贾樟柯：受众群很窄了，因为你不能在主流渠道放嘛，最早都是一些地下的文艺工作者。在各个城市的酒吧里头，各个大学里面播放。后来就主要通过DVD传播。

　　南都娱乐：早期你的地下电影更多体现了在中国社会的改变中小人物的情感，好像很感同身受。

　　贾樟柯：我自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非常认同、熟悉这样的人群，也关心这样的人。这些电影都是在讲我自己。我自己的电影、工作背景一直是谈中国的变革，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改革到现在，这个变革带来很大一个社会影响，大家在这个变革里面都要重新寻找自己。

　　南都娱乐：其实你的影迷最喜欢的还是早期的《小武》。其中那种不忿、痛苦和迷茫的情绪成了您前十年的电影的主题，也是一个符号，对过往的怀念会对你造成困扰吗？

　　贾樟柯：我拍我熟悉、我喜欢、我感兴趣的世界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困扰。比如说贾樟柯拍县城，拍出了特色，这是个好的评价，但是一个导演不能被这种荣誉所困住。当然《小武》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是我所有电影里面最通俗的一个电影。

　　南都娱乐：其实通俗的东西观众更容易接受一些。

　　贾樟柯：对，但是拍电影不能将就观众的最终要求，观众也要成长，观众也要学习，观众不是万能的，他不是一个标准，我们不可能为一个低标准去工作。当然低标准可以获得很多商业的回报，但是对一个有责任的行业工作者来说，不能一直在一个低标准里面。除了服务业之外，电影它应该还是一个引领人们精神，有敏锐的触觉能够发现这个社会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人的困难这样一种电影。服务观众，是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它不代表电影的全部。

　　南都娱乐：有人说《小武》和侯孝贤早期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你自己认可这种说法吗？

　　贾樟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他拍早期电影的时候跟我拍早期电影的时候，虽然相隔了将近十几年，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社会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社会转型，他上世纪80年代拍片是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我拍片的90年代是大陆的社会经济转型。在转型过程里，两岸的年轻人生活状态有很多相似地方，所以你会觉得，甚至侯孝贤电影会跟大岛渚有相似之处，因为60年代的日本也在转型。虽然隔了很多年，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同样一个转型期。但他真正对我的影响是在于我对电影的理想方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商业电影迷，我学电影也是非常想拍商业电影，但是看了他的电影之后，我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南都娱乐：所以当初就算禁拍期还没有结束，也要冒着风险拍摄《站台》？

　　贾樟柯：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改变这种环境最好的方法，如果你屈服，禁止的程度就会更加严厉。就是说反叛可能会带来自由，反叛是一种推动改变的方法。

　　南都娱乐：但这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坚持。

　　贾樟柯：那当然了，当然了。所以为什么说需要丰富多彩的电影，一个导演，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什么律师，所有一个都是不管用的，得是一个合力。

　　南都娱乐：你觉得现在和你站在同一阵线的导演多不多？

　　贾樟柯：很多，有文化理想的导演很多。

　　南都娱乐：但他们未必都有机会，对吧？

　　贾樟柯：应该说未必有能力。我觉得很多导演出发点，对社会的理解都很好，但可能对这个艺术来说还是需要提高他的能力，制作出真正有电影价值的。如果它作为一个作品不成立的话，这些理念无法传达出来。不管你拍什么电影，得拍优质的好电影。

　　转型阶段

　　“这些年来，我很享受大家的误解”

　　因为《世界》，源于和上影的合作，贾樟柯顺利回归主流。这十年来，那个带着淳朴气质的“小武”貌似已经渐行渐远。年龄是大了，眼界也宽了，主题鲜明了，表达更清晰了。然而《无用》、《二十四城记》以及新片《海上传奇》等一系列“合作形式”的纪录电影，却成了大众口中的“广告片”。但是贾樟柯却一再坚称自己的现实主义，专注于历史变迁中的细枝末节，在夹缝中行驶自由的权利。在这个容易迷失和堕落的舞台上，用他特有的残酷与温暖拧成一个大大的问号，通过影像，走进观众的心灵深处。

　　南都娱乐：导演十年前拍的电影和后面拍的电影，风格的转变挺大的，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贾樟柯：跟年龄有关吧，因为你20多岁的时候拍电影的诉求跟40岁不一样了。人的年龄的改变，身体的改变都会改变你的创作。20多岁不知疲倦跟40多岁体力下降拍的电影不一样。这个就是很实际的情况，是综合的。一个电影里面能看出导演精神面貌，以及体力。

　　南都娱乐：眼界变得开阔了，表达的主题也越来越大，这样的东西会不会慢慢变成一个包袱，被架上去了就下不来？

　　贾樟柯：导演是自由的。没有人架你，最起码你要有自己的自由，你要有能力把控自己，话又说回来谁能绑架我呢？没有人有能力绑架我。除非自己把自己架到那去了。

　　南都娱乐：近些年来，你和一些企业单位合作，拍了《无用》、《二十四城记》等电影，这样的合作会不会对你形成负担和束缚？

　　贾樟柯：没有束缚，因为我们的合作主要是一起做活动，主要是一起做一些秀。电影内容上不会有合作。这是一个高端的电影跟一个高端的产品大家一起做一个活动，然后我们有很好的回报，这样的。

　　南都娱乐：客户不会在内容上提要求？

　　贾樟柯：不会，他没有这个资格对导演的创作有要求。比如《二十四城记》，我仅仅是用对方的工厂来拍戏而已。《二十四城记》和《无用》，我们都没有营销在里面。

　　南都娱乐：那你有听到这些年来指责你的声音吗？说贾樟柯现在改拍广告片了。

　　贾樟柯：我最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比如大家说《二十四城记》是个广告，当然不是广告！如果是广告的话，要介绍这个房子怎么好啊、怎么便宜啊、怎么样能增值，电影里有吗？没有。它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它是一种勇气，拆跟盖，过去空间的毁灭跟新的楼盘房地产的变迁是中国土地上现在发生最激烈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导演有勇气去拍它呢？仅仅是因为怕别人误解它是一个广告。你说房地产，你说城市的拆迁跟重新建设是中国现在发生的最主要的事，涉及所有人，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为什么不能以其实力，而且在于它真的有这么一个工厂，真的有这么一个楼盘，真的它这个变迁，有一个电影拍下来了。它是对时代很重要的记录。

　　南都娱乐：导演有企图心，是吗？

　　贾樟柯：我其实这几年也很享受这种误解。这几年我一直用这样的片子跟这个时代互动。这个互动过程里面它离现实那么近，所以产生很多的误解。若干年后，当大家都脱离了营销这些东西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记载。离当下很近，就容易有误解。如果拍虚幻的，拍跟现实没关系的，人们会以为你没有什么企图心。其实这样的目的才明确——就是商业。是观众还不习惯我的作品，不习惯这样快地把现实摆在他们面前。

　　南都娱乐：新片《海上传奇》里面涉及到的话题很多，在审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吗？

　　贾樟柯：有过担心，这里面最担心的是国共的关系，1949年的离散，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文革”，这不是太鼓励的方向。但是都顺利通过了，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南都娱乐：你是怎么在真实表达自己的同时，又避免踩到雷区的？

　　贾樟柯：我没有把握，就这么拍，按照艺术规律拍。拍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真人真情很重要，因为这些人物都是真实的经历，他们的故事，这是我们不能够、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够遮蔽的事实。再一方面也有真情在里面，讲述的感情，此情此景即使审查他也是人在审查嘛。

　　南都娱乐：你说这部戏你不重视票房，是不是知道自己拍的这个电影和普通观众的审美不太一致。

　　贾樟柯：也不是，我觉得它有它固定的观众群。这个观众群相对稳定，它并不是对观众有要求，而且对观众看电影的习惯有要求，要打破，首先纪录片人们并不是很习惯看，另外能够进入到市场里的纪录片也很少，但是纪录片实在是太好看了，它也是一种电影形式，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吸引以前不怎么看纪录片的人能够来看吧。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包括我们也有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发行跟推广、营销的设计，我们全国发行之后、影院发行之后，7月底就要在世博园连续放三个月，整个世博的人流量也非常大。

　　南都娱乐：对，之前似乎很少有纪录片能上院线。

　　贾樟柯：没有这种欣赏习惯吧。因为之前我们国人能够看到的事实上不是纪录片，是专题片，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祖国新貌，称之为纪录片的影片经常在影院出现，所以观众就对纪录片有一种模式上的长期的认定，就觉得那样一种影片是纪录片。但实际上纪录片发展非常快，而且纪录片形式也非常自由、非常多样，那么就形成了在进入到我们国内市场的纪录片数量非常少。因为所有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抢钱的电影。这是很不健全的、过渡性的。所以从这点来观察中国，的确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它文化没有成熟。成熟的文化是各种电影都有它的空间，都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发展。

　　商业策略和商业片

　　“我的标志就是优质，绝对优质，商业片也不例外”

　　曾经，贾樟柯这样形容自己“一边是商业和权力，一边是追求，我则站在那根钢丝一般的缝隙里面。”现在别人这样评价他：“贾樟柯的电影不商业，但是品牌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在中国，能一边津津有味地分析着盈利模式，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拍优秀电影的导演的承诺，多半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然而贾樟柯真的做到了，且利益驱使和崇高理想两者配合得相得益彰。

　　南都娱乐：有种说法，说贾樟柯的片子不商业，但是他的品牌已经开始商业化了。

　　贾樟柯：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我的每部电影的回报率都非常高，我们任何一部影片的盈利不比国内的那些大片少，的确这个品牌在发挥效应，因为我们除了正常的传统电影渠道回收模式，传统电影嘛就是票房、版权、后电影开发这一套，我们还有其他。同时我们的确跟一流的国际品牌结合越来越多，包括整个在营销过程里面的结合也很多。这部分盈利挺多。

　　南都娱乐：盈利大部分是海外发行是吗？

　　贾樟柯：也没有，海外发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但是另外一方面比较活跃的就是跟品牌结合，一起营销电影，然后做配合，做很多活动，植入这一块的收入。

　　南都娱乐：但这算一种方法和策略吧。

　　贾樟柯：它不是一种策略，它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能拥有国际市场，它是影片品质决定的。那我拍的这些影片都被认为是世界电影的优秀电影，所以它能够发行。

　　南都娱乐：你和别的拍地下电影起家的导演不太一样，利润回收一直都是你所重视的。这种意识是何时开始确立的？

　　贾樟柯：这个重视一开始就有。以前每一部电影都要很辛苦地去设计好盈利模式，让它盈利，可以说以前，如果我们单从票房来说它是一个笼统的，没有导演不看重自己电影的回收，只不过每个影片每个阶段回收的依赖不一样。有一种导演他只依赖票房，除了票房之外他实在没有其他可以开发的东西；有一种导演是依赖地区版权，比如说可以全世界卖片；还有一种导演是非常依赖商业开发。我一直在倡导一种电影理念，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是一个创作者，你要把你全部的主观和意念体现出来。拍完之后它是一个产品，你要尽量地在工业和商业的轨道上走得更远。两个阶段不同的工作。我自己是两个阶段的工作都比较努力。

　　南都娱乐：真的可以完全分得很清楚吗？

　　贾樟柯：可以完全分得很清楚。电影的品质是任何一个电影回收的最基本的保证。如果你的电影没有拍出你自己所需要的内容、方法，你怎么去卖它呢？而不是说你在里面想当然地说我结合什么商业，来点这个元素会吸引观众，来点那个元素，那是另一种类型。也有这样操作的电影，但那是另一种类型。他自身比较服务低端的客户了。

　　南都娱乐：导演你说要到自己足够成熟和强大的时候再拍商业片。马上要和杜琪峰合作《在清朝》，觉得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吗？

　　贾樟柯：我觉得是正好的一个时机吧。因为我觉得让你进行创作的话，让你面临除了制作模式的不一样之外，你要负责更大的商业责任，我觉得还有你怎么样去面对财富，怎么样去处理更加复杂的制片环境，一个导演可能要跟终端的接触更多，比如你为了商业的责任，你可能要负责很多终端的工作，包括宣传、发行跟影院接触，这些都是非常繁琐的，要付出心力体力的事。现在我的团队足够成熟，我自身在这里面不需要投入太多、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整个团队在运作。

　　南都娱乐：以前导演的片子很少用明星，拍商业片肯定会用明星，有没可能像陈凯歌、张艺谋一样，渐渐地迷恋上明星制度？

　　贾樟柯：张艺谋、陈凯歌也不迷恋明星。就是有一种类型必然需要演员来演，他们首先还是看重那些演员的能力吧，其次才是演员能带来的商业效应，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我觉得只是不同的影片需要不同的演员，它不像喝酒抽烟是一个嗜好。

　　南都娱乐：这么多年来，你的个人风格都蛮明确的，那商业片还会有“贾樟柯”特色吗？

　　贾樟柯：我的标志就是优质，绝对优质，一个极强的原创力。

　　记者手记 像诗人一样美好

　　众多记者都用过两个字形容贾樟柯——聪明。他很清楚采访者与被访者的角色分工，即了解别人的需要，也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他口若悬河，说话像诗人一样美好、浪漫中带着点忧心忡忡。如果不是采访，而是午后下午茶时光的闲谈，侃侃人生，聊聊哲学，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编辑手记 这个时代的聪明人

　　变化是相对的，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当年从D版VCD上看《小武》时，怎么也想不到它的导演今天可以说出来那么多的“客户”、“营销”等词来。其实所谓的回报和植入，贾樟柯也并不是在《二十四城记》这些电影中开始的，这是一个极其聪明并适应这个时代的人，他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小武》当初是日本殿堂级导演北野武看过他的短片《小山回家》后投资的，而北野武早年在日本浅草学习喜剧表演时就被称作“小武”——这应该也是一种植入式回报吧。贾樟柯刻意回避或者说巧妙地解答关于近年影片不同于他早期创作的问题，他说这是“观众还不习惯我的作品，不习惯这样快地把现实摆在他们面前”，但这种变化带来的观众对其失望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没有人可以去质疑和反对一位艺术家的方向，更况且他又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