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禧六十大寿庆典的若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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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王朝最后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中国可谓是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等。一个腐朽的王朝不但不能认识到社会和国家的危机，而且还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大搞特搞庆典，以至后来清王朝覆灭，这是注定中的事情，也是独裁王朝不能逃避的轮回。

    为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占用海军经费，是甲午海战惨败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个智力平平之辈都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当时的统治都却没看到呢？难道当时的人与现在的人智力有这么大的差别？当时的高智高的人远不如现在普通智高的人？难道仅因为腐败，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空前的危机。如果当时知识层、官僚层多数人都意识到严重的生存危机，慈禧太后一伙人还能搞大寿庆祝？何况甲午战败还有可能危及她的政权及性命，这只能说明当时她没有意识到危机或对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够。

    其实则不然，很多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慈禧搞六十大寿的主要目的是来掩饰大清王朝内心的虚弱，大清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将近200多年，到19世纪末，已经是油灯枯尽，尽管有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张之洞这样优秀的裱糊将来维持，以苟延残喘，但大清已经气数已尽，谁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

    慈禧在中日甲午战争吃紧的时候，大搞六十花甲庆典，无非是一种掩饰和自欺欺人，泱泱大国，对外可以软弱无能，对内是决不能手软。盛大庆典是为满足帝后们的文化娱乐需要。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在宫闱内永无休止的争斗间隙，他们也需要暂时的麻痹与休憩。

    在中国的社会中，逢旬寿时（即满10年的生日）往往比平常的来得隆重。即便是作为普通国人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然而与逢旬寿更有不同的，尤以60岁的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所谓60者为一个花甲也，距离古稀之年早已是转眼即现的问题。因此论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之过往恰恰也是属于情理之中。

    当然作为封建社会里头的帝王而言，能长寿已经是日思夜盼的了，若是能耐耗到60年仍然是“光洁如新”，“青春常驻”者。俺看，曲指数之真可谓廖廖矣。然而在大清帝国的国君里头，论长寿者可真是大有人在。想当年康熙大帝，“十全老人”的乾隆，虽则已经年过花甲，但可真谓老当益壮，福如东海。能长寿者当然是要值得和懂得庆贺，更何况是帝王乎？康熙大帝的六旬整寿和乾隆爷的八旬整寿因此就举办过一次规模诺大的“万寿庆典”活动。转眼之间，大清帝国入主中原已经多年，是时光绪20年（1894），这一年，正好就是慈禧老佛爷的60大寿。

    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操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60庆典活动是人之常情，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的60大寿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理应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还是为逞一己之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然而老佛爷选择了后者，她的60大寿非比寻常，竟然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筹备工作当然是不能怠慢的，早在光绪18年（1892），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为慈禧的六旬生日作准备：“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著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户部尚书熙敬、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松溎、孙家鼐，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议，随时请旨遵行。”（《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

    随后，一切为庆典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稀罕之物。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计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后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实现）。现存于故宫的慈禧六十万寿六十段点景画稿真实地再现了慈禧大搞庆寿活动的情景。

    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记载：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致远号”中国官兵（中立者为邓世昌）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2)“京外统筹”：即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银两。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笔费用来源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此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在奏折中历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

    但从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日日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前跪进表文，宫殿《点石斋画报》之“太后圣寿”

    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瑾妃、珍妃、荣寿固伦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还乐寿堂，升宝座，光绪帝诣慈禧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瑾妃、珍妃等诣慈禧前跪如意毕。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光绪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
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

    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