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兴衰30年：不堪回首“当年勇”

女鬼

引入张曼玉等港台的艺人做封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大众电影》为适应市场变化做调整，比如用巩俐泳装照做封面。

引入诸如茱莉亚-罗伯茨等海外艺人做封面

现在的《大众电影》都是用电影剧照做封面


　　2011年初，从《大众电影》退休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决定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安度晚年。临走前，看着自己奋斗了33年、如今门庭冷落的杂志社，这位 80多岁的老人万分不舍，放声大哭。旁边的老同事看不下去，纷纷劝慰他不要难过。但崔博泉无法释怀。他亲身经历了30年间《大众电影》从辉煌到衰弱的全过程，但面对如今的尴尬境遇，他又感到无计可施。

　　近日，《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发布微博称：“现在的《大众》发行量少得可怜。杂志社没有社长(外部人兼任)，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只有一个临时工)，没有广告部(《大众》的广告都是免费刊登)。”这一爆料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本杂志未来命运以及辉煌过去的关注。

　　老社长崔博泉身体不好，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显得十分吃力：“我一生的成败都与《大众电影》紧紧相连。我现在只希望，这个品牌不能倒掉，想想办法，总归是能搞好工作的”。

　　【1979·复刊】

　　接吻照引大讨论

　　1962年，就职于《上海电影》杂志、三十出头的崔博泉接到一个任务，把《大众电影》从北京搬到上海来，与《上海电影》合并。这本杂志1950年创刊时就是在上海，后来去北京与《新电影》合并，转了一圈又回到上海了。崔博泉参考《良友画报》等一批上海滩老牌画报的思路，决定好好干一番。然而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众电影》宣告停刊。

　　1978年崔博泉才重新接到赴北京为《大众电影》复刊的调令，年近五十的他告别家人只身来到北京。编辑部的几位领导在新影厂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四五个人挤在一起住，身为副主编的崔博泉则在办公室里打起了地铺，一住就是七年。

　　最初二十多人的采编队伍中，既有北大、人大、中央美院等名校毕业生，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编辑杨国还为了来《大众电影》，婉拒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教职，而编辑邹建文与文学界、电影界都很熟，能直接向陈荒煤、王蒙、艾青、刘心武、阎纲这样的知名作家约稿。一大帮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成天扎在办公室讨论选题，非常热闹，这令崔博泉信心百倍，要为《大众电影》迎接“第二春”。1979年1月20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大众电影》出炉，封面是影片《大河奔流》的剧照，当时与刘晓庆齐名的演员张金玲成为第一任“封面女郎”。

　　1979年第5期杂志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一张接吻剧照，不料引来新疆读者问英杰的愤怒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封信后来被全文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并引发全国性的讨论。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编辑部每天收到几麻袋读者来信，拥护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崔博泉干脆在杂志上开辟专栏“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令《大众电影》的知名度空前提高。

　　【1980-1989·巅峰】

　　“八卦”读者点名提问明星

　　进入上世纪 80年代，《大众电影》的办刊思路更加活跃了。除了明星专访、幕后故事、影人轶事之外，还有电影名称的填字游戏。最有趣的是“读者点登演员信箱”栏目，即由读者来信点名让某个演员回答问题，当时就有读者十分犀利地向演员方舒提问，让她谈对明星制和演员走穴的看法，甚至询问她的处世哲学和私下爱好。

　　1980年开始恢复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是《大众电影》与读者沟通的最重要方式。每年的三四月份是百花奖发放选票的时候，编辑部在每本《大众电影》里夹一张选票，购买杂志的读者填写后寄回报社，统计出来的票数决定了当年百花奖的归属。每到这个时候，编辑部都能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选票，最多的时候一期收到了 280万张，而文学巨匠巴金、曹禺都曾亲笔填写选票寄给编辑部。

　　记者在斯琴高娃家打地铺

　　除了和读者打成一片以外，崔博泉还重视和电影界人士“交朋友”。从1982年开始，他每周末都带上编辑、记者，约影评人、作家、演员、导演一起到后海吃饭、讨论电影，回去把聊天记录一发表，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刘晓庆、唐国强都是这个“电影沙龙”的常客。

　　崔博泉自己也会带头做采访。为了做“演员的一天”，他蹬着自行车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采访唐国强。当时唐国强住在一个黑乎乎的小棚子里，崔博泉就和他光着膀子坐在外面喝酒、聊天；采访斯琴高娃那天下起了大雨，他和记者就在斯琴高娃破旧的小房子里打地铺对付了一宿。

　　1985年《红高粱》拍摄时，记者辛加宝跟着剧组辗转两个外景地，和张艺谋一起呆了半个月，采访到了很多一手资料和幕后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刘晓庆已经很牛气，不愿意做过多宣传，但从来没拒绝过《大众电影》的拍摄邀请。杂志摄影师周雁鸣还成了巩俐的私人摄影师。

　　960万册！抢购骚乱频发

　　1982年前后，第五代导演开始爆发，中国电影迎来了“黄金时代”，《大众电影》也迎来了发行量的井喷，一度创下单期960万册的纪录，此后几年间，也维持在五六百万册。

　　那年，崔博泉接到过两个著名的电话。一个来自黑龙江的一个不知名地区，对方开口就要订70万份杂志，令崔博泉乱了阵脚，后来在全国调用了13家印刷厂来赶工。另一个电话则是派出所通知崔博泉去处理“抢购骚乱”。当天，1000多人一大早就在北京六铺炕邮局门口排队买《大众电影》，有人捣乱喊了一句“卖完了”，便引起了队伍骚乱。有人翻过邮局的铁栅栏去抢购，将工作人员的手表都踩烂了，当时西单的警察都跑过去维持秩序。崔博泉还记得，那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斯琴高娃。同样的事情在上海、南京、武汉都发生过。有一回，杂志编辑们到东四新华书店门口卖杂志，上百人围上来抢购，把车窗都砸碎了。人群散去之后，帽子、围巾、手表、钢笔掉了一地。

　　《大众电影》封面女郎也是促销的一大利器。1988年第一期封面刊登了女星张晓敏露脐照，在读者群中引起了轰动。刘晓庆、巩俐、潘虹、龚雪、陈冲、斯琴高娃都是当时的热门封面女郎。拍照的服装都是编辑部从电影厂的服装间借来的，有一回刘晓庆拍照时赶上下雨，衣服上纸糊的金边都掉下来了。有趣的是，编辑部尝试将封面换成男演员(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张雁)时发现，那一期杂志卖不动。

　　1986年，《大众电影》成立了杂志社，崔博泉出任第一届社长，杂志社旗下还拥有《电影画刊》和《中国电影报》，采编人员增加到三四十人，那是《大众电影》最辉煌的年代。

　　【1989－1999·下滑】　

　　重了专业少了趣味

　　电影环境发生变化的1989年，《大众电影》售价涨到每本一块五。从1989年开始，一方面电视剧市场迅速膨胀、大量分流观众，《大众电影》甚至需要时不时刊载电视、音乐的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电影制片厂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很多电影厂都到了拍一部赔一部的地步。而1993年中影的发行垄断权被取消、1994年首部进口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引进之后，国产电影的数量滑到低谷，这些对《大众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换主编风格大变

　　而正是那一年，年事渐高的崔博泉逐渐淡出《大众电影》的采编管理，由蔡师勇担任主编。蔡师勇当年在《大众电影》以文笔出众而闻名，尤其擅长写电影评论，但他生性内向，不喜欢交际，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自从蔡师勇掌管《大众电影》之后，他就不主张编辑记者和演员走得太近，《大众电影》500期纪念的时候，编辑部提议搞一次庆祝仪式，遭到蔡师勇坚决反对。从那时起，《大众电影》的编辑方针就完全改变，记者编辑外出采访、下剧组的机会大大减少，杂志整体以组稿、约稿为主。

　　那段时期，《大众电影》出现了很多相对严肃的理论研究式选题。例如，1989年的第一期《大众电影》，用六个版介绍了美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行文风格严谨。另外一些文章，则探讨了电影如何不被纯娱乐所淹没、以及对英国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艺术解读，还有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运作机制，这些文章虽然知识性很强，但对于大众而言，却未免缺乏娱乐性和趣味性。在摄影师周雁鸣看来，蔡师勇虽然正直、有才华，但《大众电影》毕竟是大众刊物，闭门办刊的思路并不合适。而崔博泉也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众电影》编辑思路、选题方向没有激情和活力，有些脱离读者，并且把杂志过去和电影业界搭建的关系都消解了。受大环境和领导思路的影响，《大众电影》发行量一路下跌到200万册左右。

　　巩俐泳装照大受欢迎

　　不过，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比崔博泉时代开放得多，读者的审美观、媒体的关注角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巩俐在戛纳大胆拍了一张红色泳衣的照片，登上了1989年10月份的《大众电影》封面且大受欢迎。同时期，杂志中也开始出现钟楚红、苏菲·玛索等女星的妩媚照片。1993年，周雁鸣给女演员马羚拍了一张造型性感的封面，当时周雁鸣动用朋友关系从皮尔·卡丹借来一套露出胸口、大腿的礼服，这期杂志一出街，一天之内立刻被抢光，销量接近两百万册。

　　虽然《大众电影》也在适时地做一些变化，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的报纸、杂志越来越多，对《大众电影》造成正面冲击，但蔡师勇仍然保持学者的办刊风格，杂志上的趣味信息却越来越少，《大众电影》的销量已经跌破了一百万册。

　　尽管杂志试图做些变化，但总体而言，崔博泉认为那时杂志的采编团队已经失去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激情，大家变得敷衍、松散，对于文章也不再讲究质量。不过，他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如此，人们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收入和利益上，这是《大众电影》无法逃离的历史洪流。

　　【2006-2011·低谷】

　　销量3万，生存艰难

　　前不久，摄影师周雁鸣在微博中爆料，称现在的《大众电影》发行量少得可怜。目前杂志社没有社长，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和广告部，这个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但《大众电影》的社长胡子光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表示《大众电影》他就是兼任社长，“有主编，有发行部，有广告内容的管理，杂志社的配置是健全的”。

　　周雁鸣现在仍是《大众电影》在职的资深摄影师，不过，他如今和一批老同事已经失去了实质上的工作职务。周雁鸣记得，2005年之前的《大众电影》还经营得不错，发行量在40万册左右。但2005年杂志社的整体生态急转直下，因为当时《大众电影》发表了名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典型》的采访，讨论了董存瑞的真实性，这件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不少小学老师写信来质问：我们的课本是不是要改写？而整个部队系统则大大削减了《大众电影》的订阅量。

　　在周雁鸣看来，另外一件事也直接造成了《大众电影》的衰落。2008年，年过七旬的原社长蔡师勇因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被告上法庭，并最终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周雁鸣认为蔡师勇案件存在较大争议，这一事件对《大众电影》冲击很大，造成工作人员大量更换，杂志内部人心惶惶，斗志涣散。

　　目前，《大众电影》仍维持事业单位体制，虽然实质上没有到“破产”的地步，但杂志社的生存状况十分艰难。现在这本售价6.9元的杂志，只有寥寥几个栏目，杂志社自主采访的内容也很少，封面基本都采用电影海报和剧照，很多都已无时效。当年《大众电影》万人空巷抢购的盛况，一去不复返。

　　现任社长胡子光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杂志面临着市场化的调整，他们在努力去找到适应它生存的角度。但“该杂志社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确实受体制影响。在未来转体改制，出版业、报刊业大改革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将得到相对根本的解决。”